这几天翻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和章学诚》，这是三联为余先生出的作品系列中的一本，时间大概在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初，一共六种，我选了其中的四种，包括三部史学专著和《现代危机和思想人物》。16号看到消息说，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余英时先生和 John Hope Franklin 共同获得美国近年设立的最高人文研究奖 Kluge Prize。这是一个人称人文诺贝尔的奖项。余英时获奖的理由是，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著作在大陆有广泛的读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事业。

其实余先生的书，我很早就买了一本，那就是《士与中国文化》，列入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在这本著作里，作者通过八篇既相关又独立的论文，以“士”为代表勾勒出中国的文化特性。文章最后一篇“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应答，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主题。其余各篇主要勾勒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形态和兴起，并就两汉和魏晋的个案作了分析。其中对“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和他2000年的作品《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一致的，后者其实是从王安石讲起的，试图通过历史的重建还原两宋的士大夫的文化活动和政治生活。因为自王安石得神宗信任变法起，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得到实践机会。而朱熹也以当时文坛领袖的地位，对政治生活产生一定的干预，当然作用不能和晚明复社相提并论。

《方以智晚节考》的主题或许不大，余先生希望通过对方以智自沉这一事件的复述来揭示晚明世代交替之际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关于方以智的自沉，高阳在《明末四公子》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不过和余先生一样，很多也只是逻辑推理的成分。按照余先生自己的说法，明末清初文人因为忌讳太多，文字中过多隐语，实证的力量很难到达，只有实证和诠释参伍以求，交互为用。这无疑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方法，而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里，这种方法的使用更为开阔了。

“方”书的另外一大贡献就是直接启发了作者《论戴震和章学诚》一书的写作。因为作者在阅读与方以智出家相关的史料时，发现佛家，尤其是禅宗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需要，由此再去理解顾亭林的“经学即理学”和章实斋的“六经皆史”，就发现，清代朴学并不是宋明理学的断裂，是反对满族统治或者代表市民阶级兴起的启蒙运动。而是对宋明理学过于强调德性，尤其是王学末流流入空疏之后，要求返回经典，通过考据回归古人寻求真理的过程。余先生的文章虽然分析了东原和实斋两人，并引用了柏林“狐狸”和“刺猬”的性格分型说来解释。但重点还是在章实斋，是通过《文史通义》中的“浙东学术”和“朱、陆”看戴东原。当时，实斋的名声远逊于东原，但因为“六经皆史”的言论，章学诚在近代以来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喜爱。

但按照余先生得出的结论延伸开来，我们也实在不必对此有更高的评价，因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也无非就是明道救世。这点朱维铮先生在《中国经学史十讲》“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中就指出，章学诚经学统一于“史学”，由此消弭宋汉两派之争。而章心目中的史学，不但要以“义”为主，而且实实在在就是从孔孟到程朱的名教。认定古之圣贤的著作里存在永恒的真理，这无疑不能让我们信服，但追求永恒的真理，相信道德的理论还是时时对我们产生一定的诱惑的。

“余英时作品系列”
《方以智晚节考》
《论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三联书店2004年8月、2005年1月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丛书” 1987年12月第1版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李彤译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明末四公子》 高阳 著
华夏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中国经学史十讲》 朱维铮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1版